李彬妹:在生育中理解国家与自由的中国母亲

2017年8月23日，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，没有电影里的惊心动魄的铁丝网逃亡，没有长短镜头的媒体记者，没有声援的鲜花，更没有慷慨激昂的政治口号。 对于旁人来说，李彬妹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中年女人，穿着朴素，推着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行李箱，安静地排在出境的队伍里。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她带走的不仅是一个行李箱，还有身体里那场绵延了十几年、至今未曾真正愈合的手术带来的隐痛。 李彬妹后来回忆，当她拿到登机牌、走过海关的那一刻，她心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“离开一个国家”这样宏大的概念。她当时的念头无比具体且迫切：她只是想离开一个地方，一个十几年来不断逼迫她、要求她证明自己“服从”的制度。 “我真的怕了，”李彬妹对记者说，声音有些颤抖，“我已经不知道，下一次他们会对我、对我的家庭做出什么事来。” 就在李彬妹离开的前一年，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宣布全面实施“二孩政策”。当时，各大海外媒体纷纷用大字报导中国将“放弃计划生育”这一历史性转折。 然而，宏大的政策叙事掩盖了微观个体的真实血肉。对于许多像李彬妹这样的女性而言，过去几十年制度在身体和心灵上留下的伤痕，并不会随着一纸政策的红头文件而自动消失。 李彬妹，就是那个活在政策夹缝与历史余震中的人。

如果回到二十年前，李彬妹绝对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用“逃离”的方式离开故土。 1982年底，她出生在福建省莆田市的一个农村家庭。那是典型的闽南水乡与丘陵交错的地方，宗族观念浓厚，重视子嗣。李彬妹的家庭非常普通，没有官员背景，没有海外关系，也没有任何接触宏大政治的机会。在她的成长环境里，女孩最大的、也是最被社会认可的愿望，就是长大后结婚、生子，经营一个温暖的小家。 对于“计划生育”，李彬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。她从电视上、村头的刷白墙壁上看到“少生优生”的标语，打心底里认为这“本来就是国家的规定，大家都要遵守的”。

记者查询资料显示，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、动员能力最强的计划生育行政体系。这套系统从中央部委一直延伸到乡镇的“计生办”，再到村一级的“计生协管员”（俗称计生干部），形成了覆盖全国每一个角落的基层管理网络。对于许多生活在偏远农村的普通家庭而言，计生干部是比警察、法官更频繁出现、也更具有威慑力的“国家代表”。 国家权力的触角，在此刻进入的不只是户籍和统计数字，它直接介入了普通人的婚姻、女性的身体，以及人类最原始的生育本能。

李彬妹的命运转折发生在2009年初。 当时，她和丈夫已经有了两个儿子，分别出生于2003年和2006年。因为早年未婚先孕受到双方父母反对，直到两个孩子出生后才补办了手续。为了给孩子们上户口，李彬妹不仅补缴了数额不菲的罚款，还在生完二胎后，按照计生办“不上环不给上户口”的硬性规定，在身体还未恢复时就强制上了节育环。 2009年1月，她开始感到频繁的身体乏力、恶心呕吐。她一开始根本没往怀孕那方面想，毕竟自己的身体里还有国家强制安放的“防护网”。 但在那个充满消毒水味的上午，医院的一个电话打破了平静。医生用平静得听不出情绪的声音让她“马上来拿检查结果”。 在诊室里，医生递过来一张单子：怀孕将近8周。 “这不可能，我上环了。”李彬妹反复强调。但医生没有跟她争辩，只是指了指名字和化验结果。还没等李彬妹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医生便冷冰冰地丢下一句：“你这是违规怀孕，我已经通知计生办了，准备做流产吧。”

李彬妹本能地想要起步离开，但诊室的门被推开了。四名穿着统一制服、面色严肃的计生办女工作人员走了进来，迅速堵住了退路。医生将报告单交给了她们，随后退了出去。 “你之前就多次违规，这次必须做掉。”带头的妇女用毫无商量余地的口吻说道。 那是李彬妹一生中感觉最无助的时刻。她几乎要跪下去，苦苦哀求那些同为女性的工作人员：“求求你们放过这个孩子，我愿意交罚款，无论多少钱，砸锅卖铁我都交，只要能保住他。” 没有人回答她的哀求。回应她的只有冰冷的拉扯和坚决的执行。她被强行带进了手术室，按在了冰冷的手术台上。伴随着金属器械撞击的声音和撕裂般的疼痛，那个还未成形、本该是她第三个孩子的生命，在几分钟内被彻底清除。手术结束的同时，医生在没有征求她意见的情况下，再次在她的子宫里放进了一个新的节育环。 后来的很多年里，李彬妹都记不清那个主刀医生的长相，却一直记得手术台上那盏刺眼、冰冷、泛着惨白光芒的手术灯的颜色。

这场风暴伤害的，远不止李彬妹一个人。 手术后，李彬妹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与愧疚中，而高压政策并没有因为她失去了一个孩子而放过这个家庭。由于节育环导致她长期下腹剧痛、发炎，她后来在一位退休医生的帮助下秘密取出了避孕环，开始四处躲避计生办的检查。 然而，国家的行政力量很快锁定了她的丈夫。2012年2月，在一次计生办的突然行动中，她的丈夫被强行带走，送进了结扎手术室。 一个正值壮年的农村汉子，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剥夺了生育能力。手术后，丈夫反过来安慰哭成泪人的李彬妹，但家庭里的气氛彻底变了。夫妻之间多了一种无法言说、难以面对的愧疚与创伤，两个孩子也在父母常年的惊恐与小心翼翼中长大。一家人长期活在“计生办又来敲门”的恐惧阴影里，失去了往日的欢笑。

根据网上公开资料显示，众多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国际研究指出，长达数十年、以行政强制手段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，在剧烈改变中国人口结构的同时，更深刻地重塑了数千万个微观中国家庭的命运。 在这场宏大的社会工程中，有人失去了已经出生的独生子女成为“失独家庭”；有人像李彬妹的丈夫一样被迫失去了再生育能力；更多的人，则是在基层行政权力的长期高压与凝视下，度过了充满恐惧和缺乏安全感的前半生。

这正是李彬妹故事中最具戏剧性，也最让人深思的地方。 2016年，中国正式告别了独生子女政策，全面开放二孩。在外界普遍认为一个严酷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、女性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， 2017年7月，李彬妹却再次收到了计生办的通知。 通知不是带着福利来的，而是带着清算与命令。计生办要求她限期参加体检，并上交一份“悔过书”。更让她感到屈辱的是，由于她过去有“多次违规生育及逃避检查”的记录，社区决定将她选为“反面典型”，要求她在社区妇女大会上公开演讲，用自己的悲惨经历和“认错态度”来警示和教育其他妇女。 “政策变了，说可以生两个了。但我以前多生、私自取环，在他们眼里依然是犯罪。”李彬妹感到绝望，她更害怕体检会暴露她再次私自取环的事实。 这里便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：当政策改变的时候，制度本身的逻辑改变了吗？ 从限制生育到后来因为人口红利消失而鼓励生育，政策的导向可以进行180度的调头。但在这一套底层治理逻辑中，女性的身体和生育权，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她们自己。以前因为“国家需要减少人口”而强迫你流产、结扎；以后也可能因为“国家需要增加人口”而用其他方式施加压力。女性的子宫，依然首先被视为属于国家的调节工具。

李彬妹不想再作践自己去当那个“反面典型”，她不想把自己的伤疤揭开去满足制度的威慑需要。于是，在收到通知的一个月后，她选择买下一张飞往美国的机票。 来到美国后，脱离了长久以来的行政压迫，李彬妹的内心第一次获得了平静。在语言不通、环境全然陌生的异国他乡，她开始通过网络和身边的华人社区，真正去了解那些过去在信息封锁下从未接触过的、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历史。 在所有的信息中，台湾成为了她最关注的地方之一。 她关注台湾，最初并不是因为复杂的两岸政治地缘冲突，也不是因为宏大的意识形态对抗。吸引这个普通中国母亲目光的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切入点——女性。 她惊奇地发现，海峡对岸那个同样讲着闽南语、有着相似宗族传统和文化背景的社会，在对待女性、对待生育、对待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上，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

梳理台湾的历史可以发现，两岸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水岭源于不同的政治演变路径。 1949年以后，台湾经历了长期的威权统治（戒严时期）。在那个时期，威权体制同样对社会有着极强的控制力。然而，随着1987年宣布解严，台湾社会迈向了民主化转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蓬勃发展的民间力量——尤其是妇女运动，成为了推动法治与人权进步的核心力量。 台湾社会通过一系列重要立法的通过，逐步确立了对个体尊严和性别平等的保障：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：将公权力引入家庭内部，保护受虐女性；《性别工作平等法》与《性别平等教育法》：从校园到职场，建立系统性的性别平等保护机制；同婚合法化：展现了社会对多元家庭形态的包容。 同时，通过全民健康保险、长期的生育补助以及公共托育政策，将生育转化为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。 今天的台湾，同样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少子化危机，政府同样极度渴望提高出生率。然而，台湾在面对这一危机时，选择的治理逻辑与中国大陆完全相反。 在台湾，政府提高出生率的方式不是处罚、不是强制结扎、不是羞辱性的行政命令；而是通过财政补贴、育儿支持、完善的托育法律保障，以及全社会的公开理性讨论。国家在这里扮演的是“支持者”和“兜底者”，而不是“规划者”和“惩罚者”。 两条路径的对比清晰地表明：同样面对出生率下降的挑战，中国与台湾选择了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治理逻辑。

在采访中，记者问李彬妹，现在怎么看这些复杂的权利概念。 李彬妹摇了摇头，坦诚地说：“我并不是支持什么高深的主义，我也讲不来那些大道理。我只是支持一件事：女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身体。” 在联合国及国际人权法体系中，李彬妹所朴素表达的这一观点，被称为“生殖权利”与“身体自主权”。现代民主社会普遍认为，国家与家庭、个体的关系是有边界的。生育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，国家的职责是通过公共服务为生育创造安全、体面的环境，而无权用行政或暴力手段强迫公民生育或终止生育。 当李彬妹在国外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不会因为女性怀孕而给予处罚，不会派人强行把人拉去结扎，更不会因为一个家庭多生了孩子就让他们在社区里公开受辱时，她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。 “我生我的孩子，原来不是犯罪。”她说。

李彬妹对台湾的认同与支持，不是突然陷入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。恰恰相反，这种情感的流动是非常自然且基于生活常识的。 她没有研究过国际法，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两岸长达数十年的复杂历史。在来到海外的这些年里，她只是经常看着手机，不断地问自己一个最朴素的问题：为什么两个同样说着中文、有着相似祖先的社会，在对待人的尊严上，会如此不同？ 慢慢地，结合自己的前半生遭遇，她形成了属于一个普通母亲的理解。 在她看来，一个能够通过自由选举更换政府、允许新闻媒体自由监督公开曝光丑闻、允许普通人民坐在街头公开批评执政者，并且切实尊重女性身体自主权的社会，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、完整的政治共同体。 “在我眼里，一个国家好不好，不只是看它地图上的边界有多大，造了多少高楼大厦。”李彬妹说，“它首先应该保护生活在那里的每一个人，让大家不害怕。”

访问的最后，话题从宏大的制度比较与政治争议中抽离，重新落回到了那个十几年前的早晨，和那个未能出生的孩子身上。 她沉默了很久，说自己有时候一个人呆着的时候，还是会忍不住去想：如果那一天，那些人没有走进诊室；如果那个孩子能够平安出生，今天应该已经快成年了。 “他可能正在读大学，可能已经有了喜欢的女孩子，可能开始实习工作了，”李彬妹眼里闪着泪光，嘴角带着一丝想象中的微笑，“他也可能会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，为了买房啊、找工作啊，在异国他乡为自己的未来烦恼。多好啊……” “可是，这些都不会发生了。”她收起笑容，轻声说。 她后来终于理解了，真正改变她和她丈夫一生的，不仅仅是那一次被迫流产的身体疼痛，而是那一天在诊室里，她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，一个庞大的国家可以如此轻易、如此深入地决定和摧毁一个普通人的命运。 而她后半生流落他乡、不断寻找和支持的，其实不过是一个能够让母亲不必向权力交出自己的身体、能够让孩子在尊严与安全中长大的地方。

记者观察寄语： 关于台湾的国际地位与法理争议，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不同的立场与复杂的法律观点。北京政府始终坚持“一个中国”原则，视台湾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；而现实中，台湾则拥有自己独立的宪法、政府、军队、司法体系和民主选举，长期实行完全独立运作的政治制度。 李彬妹对台湾的支持与评价，并非基于国际法或地缘政治的宏大定论，而是来自一个底层女性在亲身经历过中共严酷的制度伤害后，基于个人人权经验与生命创伤，对“何为美好生活”做出的最直觉、最真实的个体评判。